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些学业顶尖的大专家大学者甚至泰斗级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是低能儿，学业上的辉煌和生活中的愚笨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常常为庸人所诟病，为那些学业上无所成而生活上的精明者所讪笑。
文革期间，有一部电影有一个传遍全国的可笑细节：一位教授在讲课时大讲“马尾巴的功能”。
这部电影因其在全国只有几个样板戏几部电影的文化荒漠期得以传遍全国，“马尾巴的功能”因此也成为全国人民讥笑知识分子的一个范例。电影通过这个可笑的书呆子的形象来讽刺挖苦知识分子是书呆子，是白痴，是寄生虫，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外的“臭老九”，在火热的社会实践面前却研究毫无用处的“马尾巴的功能”，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真理。这一形象收到奇妙的效果。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丑化知识分子的一出闹剧。当时的红人陈伯达甚至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
与“马尾巴的功能”不同，文革后尊重知识之风渐盛时推出的知识分子典型陈景润也是个书呆子。能解出世界数学难题，却不懂生活，走路头撞树还会问是怎么回事，商店营业员少找给他1毛钱，他可以花2毛钱乘公共汽车去要回来。人们在茶余饭后笑谈这位数学奇才的书呆子行径时，已没有“马尾巴的功能”中的那种轻蔑，善意的讪笑中透露的是对笨拙的欣赏。
毫无疑问，哲学是世界上最能使人聪明的学问。按照这个逻辑，学哲学的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
不见得。何以见得不见得？有事实为证。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逻辑专家申有鼎，著名逻辑学家。但是大学者有时却迂得可爱呆得可爱。
申先生因沉迷学业，误了个人婚事。年岁渐长方找到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对象，于是两人商定结婚。
彼时结婚登记要开介绍信。这位申大专家兴致勃勃来到单位开介绍信。“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工作人员问。申有鼎竟想不起来。于是他拎起电话，找到爱人所在单位。
“请问你们厂一个女同志最近要同中科院哲学所的申有鼎结婚，你们知道吗？”申大专家问。
“知道啊。”对方答。“请问她叫什么名字？”“你是谁？”
“我就是申有鼎，开结婚登记证明，想不起她名字了……”
结婚忘了未婚妻的名字，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
想不起未婚妻名字已属罕见，还有人忘掉自己姓甚名谁的！
此事也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主角是申有鼎的同事金岳霖。
金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50年代初，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职务。
他不光因为是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出名，还因为他对爱情、友情的忠贞不渝而著称。他与好友梁思成都爱上了才女林徽因，最后，林与梁终成眷属，他却因此终身不娶。
言归正传。一次，金泰斗乘人力车外出办事，一路上满脑子思考着一个哲学问题，突然有所悟，于是马上想到要与好友陶孟如交流，遂急令车夫停车，跑到路旁的电话亭前打电话。
“我找陶孟如。”他拨通了电话。
“您哪位？”陶孟如的女佣在电话里问。我哪位？金岳霖摸摸脑袋，一时竟想不起来。
“我是陶孟如的朋友，请他说话。”
“您贵姓？”佣人是个较真的人。可金泰斗还是想不起自己“贵姓”。无奈，只好央求女佣高抬贵手，让他与老朋友通话。女佣恪守职责，不予通融。无奈中，金岳霖转而向自己的车夫求教。“我是谁？你知道吗？”车夫刚给他拉车，也叫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的名字。但他依稀记得别人都叫他金博士。“别人都叫你金博士。”金岳霖一拍脑门念了声“阿弥陀佛！原来我姓金啊！”这下终于想起来了。
此事终被好友陶孟如披露，传遍学界，成为他的那些好事之徒的朋友茶余饭后的笑谈。
徐州女作家女诗人女画家女剧作家袁成兰曾写过她的夫君，那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懂人际交往”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史学教授。这位书呆子思考问题时目不斜视，连老婆都认不得了。袁成兰写自己的丈夫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次她从乡下回来，下了车，肩扛手提，大包小包，恰逢丈夫放学，她赶忙迎了上去，谁知丈夫见了她点头一笑，继续走路。她奇怪了，丈夫不认识自己啦？便故意不与他招呼，紧跟着他，但见他目不斜视，继续前进。她累得满头大汗，他旁若无人顾自走路。到家门口，他进了门，准备关门时才发现门外的妻子，惊讶地问：“咦，怎么是你？”见妻子肩扛手提，累得汗流满面，这才醒悟：“刚才我好像在哪里看到你了，对对对，当时看到你，我觉得像个熟人……”呜呼哀哉！老婆成了熟人，倒真是个熟人，同床共枕数十年的熟人！
的确，有些大智慧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非常可笑非常白痴的一面。对此，一些聪明人常常讥笑他们是书呆子。诚然，在这些聪明人面前，这些书呆子是既呆又傻。但是不呆不傻的聪明人能不能也像那些书呆子一样在某方面干出成就来呢？
文革期间，有一部电影有一个传遍全国的可笑细节：一位教授在讲课时大讲“马尾巴的功能”。
这部电影因其在全国只有几个样板戏几部电影的文化荒漠期得以传遍全国，“马尾巴的功能”因此也成为全国人民讥笑知识分子的一个范例。电影通过这个可笑的书呆子的形象来讽刺挖苦知识分子是书呆子，是白痴，是寄生虫，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外的“臭老九”，在火热的社会实践面前却研究毫无用处的“马尾巴的功能”，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真理。这一形象收到奇妙的效果。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丑化知识分子的一出闹剧。当时的红人陈伯达甚至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
与“马尾巴的功能”不同，文革后尊重知识之风渐盛时推出的知识分子典型陈景润也是个书呆子。能解出世界数学难题，却不懂生活，走路头撞树还会问是怎么回事，商店营业员少找给他1毛钱，他可以花2毛钱乘公共汽车去要回来。人们在茶余饭后笑谈这位数学奇才的书呆子行径时，已没有“马尾巴的功能”中的那种轻蔑，善意的讪笑中透露的是对笨拙的欣赏。
毫无疑问，哲学是世界上最能使人聪明的学问。按照这个逻辑，学哲学的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
不见得。何以见得不见得？有事实为证。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逻辑专家申有鼎，著名逻辑学家。但是大学者有时却迂得可爱呆得可爱。
申先生因沉迷学业，误了个人婚事。年岁渐长方找到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对象，于是两人商定结婚。
彼时结婚登记要开介绍信。这位申大专家兴致勃勃来到单位开介绍信。“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工作人员问。申有鼎竟想不起来。于是他拎起电话，找到爱人所在单位。
“请问你们厂一个女同志最近要同中科院哲学所的申有鼎结婚，你们知道吗？”申大专家问。
“知道啊。”对方答。“请问她叫什么名字？”“你是谁？”
“我就是申有鼎，开结婚登记证明，想不起她名字了……”
结婚忘了未婚妻的名字，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
想不起未婚妻名字已属罕见，还有人忘掉自己姓甚名谁的！
此事也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主角是申有鼎的同事金岳霖。
金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50年代初，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职务。
他不光因为是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出名，还因为他对爱情、友情的忠贞不渝而著称。他与好友梁思成都爱上了才女林徽因，最后，林与梁终成眷属，他却因此终身不娶。
言归正传。一次，金泰斗乘人力车外出办事，一路上满脑子思考着一个哲学问题，突然有所悟，于是马上想到要与好友陶孟如交流，遂急令车夫停车，跑到路旁的电话亭前打电话。
“我找陶孟如。”他拨通了电话。
“您哪位？”陶孟如的女佣在电话里问。我哪位？金岳霖摸摸脑袋，一时竟想不起来。
“我是陶孟如的朋友，请他说话。”
“您贵姓？”佣人是个较真的人。可金泰斗还是想不起自己“贵姓”。无奈，只好央求女佣高抬贵手，让他与老朋友通话。女佣恪守职责，不予通融。无奈中，金岳霖转而向自己的车夫求教。“我是谁？你知道吗？”车夫刚给他拉车，也叫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的名字。但他依稀记得别人都叫他金博士。“别人都叫你金博士。”金岳霖一拍脑门念了声“阿弥陀佛！原来我姓金啊！”这下终于想起来了。
此事终被好友陶孟如披露，传遍学界，成为他的那些好事之徒的朋友茶余饭后的笑谈。
徐州女作家女诗人女画家女剧作家袁成兰曾写过她的夫君，那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懂人际交往”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史学教授。这位书呆子思考问题时目不斜视，连老婆都认不得了。袁成兰写自己的丈夫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次她从乡下回来，下了车，肩扛手提，大包小包，恰逢丈夫放学，她赶忙迎了上去，谁知丈夫见了她点头一笑，继续走路。她奇怪了，丈夫不认识自己啦？便故意不与他招呼，紧跟着他，但见他目不斜视，继续前进。她累得满头大汗，他旁若无人顾自走路。到家门口，他进了门，准备关门时才发现门外的妻子，惊讶地问：“咦，怎么是你？”见妻子肩扛手提，累得汗流满面，这才醒悟：“刚才我好像在哪里看到你了，对对对，当时看到你，我觉得像个熟人……”呜呼哀哉！老婆成了熟人，倒真是个熟人，同床共枕数十年的熟人！
的确，有些大智慧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非常可笑非常白痴的一面。对此，一些聪明人常常讥笑他们是书呆子。诚然，在这些聪明人面前，这些书呆子是既呆又傻。但是不呆不傻的聪明人能不能也像那些书呆子一样在某方面干出成就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