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 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 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 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1年，韩复摆脱离了冯玉祥，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无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在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 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有两次竟通宵达旦。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的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 。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不久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 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 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记者蜂拥而来，父亲长叹一声：“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广为流传。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 所以总是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的几个学生。
　　“反右”的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l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于札，统统收到院里 付之一炬。抄家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 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话。可是“不表态”就是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恃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 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
　　1974年2月，父亲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
　　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押！”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昧”作为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气，而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如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埔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山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我们中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快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 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考试成绩。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他认为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结婚。l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前非民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菜女士再婚。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 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他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 、“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讥评，说他 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父亲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到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说：“火化。”
　　1988年2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