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斯年的成就与朱家骅有关

 

 

　　1963年朱家骅逝世后，毛子水先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我对于朱先生最敬佩的一点，就是朱先生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能够知人善任。我从欧回国后，即服务于北大；抗战期间，亦随北大留居昆明。所以在来台湾以前，和朱先生见面的时候并不多。但朱先生两次教长任内所做的事，我都以为是一个明教育事理的人所应有的措置。亡友傅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世人都知道；但设使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大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我每想到孟真在中山大学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业，便不能不想起朱先生的鉴识，这等处是朱先生使我终身敬服的地方”（《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第257页，治丧委员会印行）这里所说的“亡友傅孟真”，就是著名学者傅斯年。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时，他正在上海同济医工学校读书，因激于爱国热忱，曾与同学发起“上海革命敢死团”，该团在上海光复中发挥过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攻读采矿工程，1917年初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毛子水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都是北大学生。据罗家伦说：“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就学时，骝先先生因欧战发生由柏林回国，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焕发，教学认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语，迅即誉满全校，于是我也改选他的功课。民国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学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那时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学研究地质学，完成该科博士学位。当时常相过从者还有傅斯年、俞大维、陈寅恪、金岳霖、段书贻、周炳琳、毛子水、姚从吾诸位，回头前尘，此乐已不可再得。”（同上，第263页）

 

 

　　罗家伦列举的这些人，皆一时之选。朱家骅不仅与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还两次担任教育部长。因此要了解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绕不开朱家骅这个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朱家骅很少有人提起，甚至被人遗忘。

 

 

　　二、朱家骅支持傅斯年创办史语所

 

 

　　1922年，朱家骅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曾留校从事研究。1924年初回国后，他再次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5月，上海英租界发生枪杀中国群众的“五卅”惨案，朱家骅在北京组织集会游行，以示抗议。11月下旬，为了反对段祺瑞政府，他又领导了号称“首都革命”的“国民革命大示威”。1926年夏，他离开北京到了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负责校务工作。这一年年底，傅斯年学成回国，应朱家骅邀请，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1924年由孙中山创办。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由戴季陶、顾孟余、徐谦、丁惟汾、朱家骅组成校务委员会，对该校进行整顿。由于其他委员都在政府兼职，因此学校的实际工作由朱家骅负责。当时傅斯年才28岁，他不仅协助朱家骅制定规则，处理校务，还聘请了一大批既有新思想，又确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鲁迅、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人。

 

 

　　1927年秋，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傅斯年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后来朱家骅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民国十五年我在中山大学，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是年冬，他从德国回来到校，马上全力以赴，他延聘有名教授，自任功课亦甚多。十六年春，更在文学院内，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对教务贡献甚大，当时中山大学的声誉隆盛，他出力很多。”（《傅斯年印象》第26页，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928年春，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向他陈述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于是蔡元培邀请他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这一年年底，该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担任该所所长兼《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从此，傅斯年一直主持史语所工作，在人才聘请、资金筹措、学术规划、图书购置等方面付出巨大心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内外战乱。但是在傅斯年领导下，史语所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等第一流学者，产生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在此期间，朱家骅除了担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外，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傅斯年能做出如此成绩，既离不开朱家骅等人的支持，又与他对历史的认识有关。傅斯年逝世后，朱家骅在文章中指出：“因为他是史学家，从历史的研究，他深知人类的文化是怎样的演进，他更深知人类是爱好自由，爱好平等的。极权统治，阶级立场，都是灭绝人性，违反进化。暂时容或得逞，终究必归失败，决不会把文化体系从此推翻。”（同上，第27页）

 

 

　　三、傅斯年请求朱家骅帮助梁氏兄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迁至昆明。每当日军空袭，别人都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的身体往楼上跑，为的是把陈寅恪搀扶到防空洞。40年代初，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大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有时候傅斯年也沦落到只有稀饭喝的地步，但是他却总是想着别人。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梁思永都住在李庄，并且都重病缠身。为此，傅斯年从1942年4月18日到4月29日，曾三次致函朱家骅，请求对梁氏兄弟予以帮助。

 

 

　　他在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著，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他们兄弟，适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双，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费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

 

 

　　需要解释的是，信中所谓“任公”，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在君”是著名学者丁文江，“介公”是指蒋介石。

 

 

　　在后两封信中，傅斯年强调梁思永完全是因工作而积劳成疾，应该予以补助（《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39-24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当时朱家骅正在担任考试院副院长，从林徽因给傅斯年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在朱家骅和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此事得到妥善解决（《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95页注⑤）。

 

 

　　四、朱家骅恳请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宋子文拉去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傅斯年等人认为，大学校长是学界领袖，行政院秘书长不过是衙门胥吏，堂堂大学校长担任这个职务，真是有辱斯文。为此，他在劝蒋梦麟的时候发生激烈争执。所幸二人修养极好，又能以大局为重，才没有伤了和气。

 

 

　　蒋梦麟离职后，蒋介石想让傅斯年接任，便派再度担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前去劝驾，但傅斯年坚辞不就。随后傅斯年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谈了两个理由：其一，由于自己的兴趣在学术方面，“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再加上患恶性高血压已经五年，“故危险逐年迫切”，如果再不听医生的话，“必生事故”。其二，“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倘若蒋介石能够任命胡适担任北大校长，“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86页）

 

 

　　当时胡适还在美国，且身体有病，不能及时返回。无奈之下，朱家骅只好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朱家骅回忆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地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傅斯年印象》第28页）

 

 

　　傅斯年说过这样的话：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却比胡先生强。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是北大的功狗。”由此可见，朱家骅力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是有道理的。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接收校产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二是坚决拒绝伪北大教员继续留任。前者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为北大历史留下干净的纪录。傅斯年卸任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66页）

 

 

　　随后，朱家骅劝他去美国疗养疾病。临行的时候，傅斯年送他一张照片，还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这次出去，能否再见，难说得很，希望以此为念。”（《傅斯年印象》第28页）听了这话，朱家骅非常难过，但也只能表示安慰。这说明为了北大的前途，傅斯年是拼着命去做这些事情的。

 

 

　　五、傅斯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

 

 

　　1948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军事局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担此重任，所以他再次前来劝驾。

 

 

　　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身体尚未康复，医生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一开始，傅斯年曾严词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这正如朱家骅所说：“卅七年冬，史语所完整移台，不久台大校长出缺，大家正感到台湾的重要性，或将因此而更为增加，想把它变成为文化的中心，所以对台大校长的人选，也不能不特别慎重。我考虑再三，觉得只有再和孟真先生商量，当时他回国不久，夙疾方瘥，当然不愿意再任繁剧，重损健康。可是我复相劝，他又公而忘私，慨允担任。”（同上，第28-29页）这一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1949年1月，傅斯年在北方战事接近尾声、蒋介石被迫下野的时候走马上任，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吧。

 

 

　　傅斯年上任后，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才教育。他说：“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以上所说的一般通习科目，包括在文学院的国文、英文、通史、逻辑；在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在法学院的普通经济学、法学通论……等。”（《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69页）因为要搞好教育，就必须提高学术水平，因此他还表示台湾大学是一个教育机关，又是一个学术机构。

 

 

 

　　1949年台大校庆，傅斯年向同学们提出“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期望，从此这八个字成为台湾大学的校训。随后，他还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发表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其中包括“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个部分。

 

 

　　胡适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胡适说：“他（傅斯年）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予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这篇文章表达了傅斯年“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值得大家注意。”（《傅斯年印象》第85页）台湾大学后来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与傅斯年奠定的基础有很大关系。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会议时，因高血压病发作而突然去世，享年54岁。傅斯年去世后，台湾大学为了纪念他，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只敲21响，为的是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傅斯年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台湾大学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因此朱家骅说：“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以后，便成谶言，更使我悲痛万分，有负良友。至于他的逝世，对于国家社会的损失，尤其无可补偿了。”（同上，第29页）

 

 

　　朱家骅还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腾，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因为我对他有了这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有许多事情，认为非他莫属的就是常推在他的肩上，而他自己为了国家，为了友谊，也时常见义勇为，不辞辛劳。”（同上，第27页）

 

 

　　从这里，既可以看出当年的知识分子是些什么样人，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朱家骅明知傅斯年身体不好，却又不能不委以重任的原因。

 

 

　　◎智效民，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