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四仕四辞，最终选择了归隐，实现了人生的和谐栖居。

 

　　首先，陶渊明保持了固穷守节的生存境界。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云:“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清楚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固穷守节的思想，并在自己的人生中彻底保持。他后期归隐，物质生活方面时好时坏。如“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这是他物质上较丰盈时。但大部分时间较为贫乏。

 

　　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所忧虑的是道不行，而不是富贵荣华，这是他能够心平气和保持“固穷”之志的原因之一。所以，他能够做到“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拟古》其五)。最终“竟抱固穷节”(《饮酒》其十六)。

 

　　其次，陶渊明实践了淡泊名利的事功思想，把秦汉以来的淡泊事功的精神推向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度。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对当时的政治保持着清醒认知，决然不为名利而丧性损身。他在《咏贫士》中云:“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五柳先生传》中五柳先生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体现了他对生前之名利的淡泊。对身后之名，他也视若浮尘。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和刘柴桑》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从他四仕四辞，最终决然归隐，都自然而忠实地实践了这一淡泊名利思想。

 

　　第三，陶渊明通达生死的生命哲学。东晋南北朝战争频繁，权力斗争异常激烈，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陶渊明对待死亡是比较达观的。他的《挽歌诗》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形影神》云:“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正确地认识到生与死的必然性。陶渊明不信道教的长生，也不信佛教的生死轮回。这种思想在他的《形影神并序》中表达得很清楚。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述及他临终时“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平静安详的面对死亡;还叮嘱家属“省讣却膊，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之风形成鲜明对比。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临凶若吉。”(《陶征士诔》)充分说明了陶渊明对中国传统儒释道诸种思想精神有选择的扬弃。宋代叶梦得在其《玉涧杂书》称赞他说:“此公天资超迈，真能达生而遗世，不但诗人之辞，使其闻道而达一关，则其言岂止如斯而已乎?”

 

　　第四，陶渊明返本归原，充分享受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陶诗中有约100首涉及到自然景象的描绘。其中经典的名篇如《和郭主簿》，《归园田居》，《饮酒》等。这类诗歌中，又以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如《归园田居》其一描写田园风景，作者展示了一处生机勃勃的园林村居。南野新垦田畴的背景映衬下，简陋而有序的草屋，虽无雕梁画栋的堂皇富丽，却有榆柳屋后的葱茏，还有桃李堂前的竞芳;草屋与树木和谐布局，素淡与绚烂交掩成趣;农村那种没有战火硝烟，没有尘世纷扰，没有曲意逢迎，没有尔虞我诈的生活;远人村、墟里烟、深巷狗吠、树巅鸡鸣，其乐融融，一派宁静、安详、快乐之景。这正是作者返本归原，回归自然的生命本真状态，并充分欣赏和享受着这种状态，实现了本我即自然。

 

　　第五，陶渊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亲善社会的仁者情怀。他不仅特别亲爱自己的母亲、妻子、弟妹、子女，对友谊也极为珍视。他辞官归隐之后，江州从刺史到僚属的许多官吏，都前来拜访，彼此之间多有唱和。如《与殷晋安别》:“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表达了对殷景仁一见倾心志趣相向的赤诚之谊。陶渊明对与他交往的下层文人和村居农夫，亦情同手足。如《移居》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更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陶渊明与农民之间的交往，其情朴素而真切。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的人生范式，对他今天的景仰者来说宛若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但他的人生内涵具有极强的超越性。所以，学习陶渊明和谐栖居的人生内涵，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