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指出，30年的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然而用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反观教育领域就会发现，我国的教育领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说，教育领域是抗拒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目前对教育管制的方法还和计划经济时代一样。”
盛洪分析，比如进入管制，学校不能自由创建，是由教育管理部门认定的；再如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学科设置等，也都受管制，这就减少了“产品”的多样性；还有“合格证”的颁发，不是由学校担保毕业生质量，而是教育管理部门控制和担保，学校没有动力维护学校的品牌，这导致学校品牌失落；还要统一教材、统一课程安排等等，教育领域的基本结构，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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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计划经济的根本性错误，是认为计划当局全知全能。“30年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在物质生产领域是错误的，在人才的“生产”领域中更是错误的，计划出不了大师。”
由于没有与全国一起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30年改革，在大量直接干预经济的政府部门撤销的背景下，教育管理部门反而认为它有权力规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关闭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学校，前些年大量的农民工学校被关闭，北京关闭了37所；上海2007年关闭了建英学校，遣散了1600名学生；还有著名的“孟母堂事件”……教育部门认为没有经过他们允许的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些事件表明，教育管理部门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人们没有权利开办学校。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我国法律体系没有赋予教育管理部门限制公民进入教育领域的权力。《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正肯定了公民有教育权。
盛洪分析，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父母想把经验告诉子女，他们就委托学校教育孩子。这是教育权最本质的起源。依据这个权利，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孔子没有“办学执照”，却弟子三千，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没有这个传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宋代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灿烂时期，这一时期民间书院遍地开花，南宋422所书院，大部分是民办的，造就了宋儒革命。所以私塾是传统中国在文化上成熟的重要制度。
盛洪罗列了教育管理部门越权的后果：开展应试教育，扼杀个性；排斥经典，导致教材质量的降低；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导致腐败；制造地区歧视，亵渎平等；破坏了弱势群体的教育，压制了民间教育。“总之，导致整个国家教育质量低下，贻误中华文明未来。”
他还提出了教育权改革的建议：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改进有关法律，明确办学自由；撤销教育部，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结束违宪行为，取消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民间资金；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和制度；建立公正的国家考试制度，为公私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参照。